2015年11月8日 星期日

季季談《行走的樹》




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
季季談《行走的樹》

秋天午後,明星咖啡館三樓。如果將時間刻度往前挪移五十一年,年方十九的季季(1944-)初上台北,沒錢買書桌,到這裡點一杯六塊錢、與咖啡同價的檸檬水,邊聽古典樂邊寫小說,「我以前坐的位子就是你現在坐的位子。」她邊用手指畫著,眼中瞥然出現另一座時空,「林懷民來,就坐我後面的位子。我面窗,因為我要看城隍廟。那時沒有這些華麗的雨棚,就是一個很寬敞有花園的庭院,門口擺著香爐,香煙裊裊,我就坐在這兒看那個煙飄啊飄。」
從前排成L形的木製卡座現仍延用,一字排開有搭火車的錯覺。也許真的是火車吧,搭乘著增訂版的《行走的樹》,便緩緩向一個已逝的年代駛去。

「一輩子我只醉過那一次」

2005
年,季季將回憶文壇點滴的專欄輯成《寫給你的故事》,因篇幅限制,感覺不過癮的印刻總編輯初安民再向她邀稿,希望擴大書寫,而有了《行走的樹》初版。全書以馬各1976年創辦《聯合報》文學獎故事做為序章,然而真正揭開主題的,卻是到抵台北那年,在歡送李錫奇出國參展宴會上的一場痛醉,及其後漫長的酒精過敏,宛如預言了閃電結婚所帶來的悲劇:「
那二十歲的許諾,就像十九歲的乾杯;當下的痛快,換來漫長的懲罰。
何以如此?〈鷺鷥潭已經沒有了〉裡,寫1965年與當時《聯合報》記者楊蔚結婚,到1971年結束婚姻──箇中緣由,原來並非刻意掠過,而實在需要一本厚厚的書,來解釋、說明,「婚
後不久就開始面對謊言,賭博,偷竊,謾罵,暴力,以及睡夢中的尖叫……」更別說,因楊蔚涉及密告,與「民主台灣聯盟」案有關的密友們:丘延亮、吳耀忠、陳述孔、陳映真等人,都遭遇白色恐怖入獄。楊蔚也在林海音的勸說下,終於同意離婚,卻沒辦法中止他「用狂賭麻醉腦袋,以沉淪贖罪自己。」當輸到一文不名,竟暗夜持刀向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的季季索錢。即便後來以「何索」筆名復出,大受歡迎,擔任多家週刊總編輯,因嗜賭,生活仍在餐餐牛排與餐餐泡麵之間浮沉。直到2000年,楊蔚領取冤獄與白色恐怖賠償金,欠季季父親的借款分文未還,移居峇里島,2004年病逝東爪哇農村。季季希望兩個孩子在「感情上跟他和解」,要他們到印尼為改信伊斯蘭教的父親送終,才發現他在當地新娶了一名廿歲女孩為妻,還生下一個年僅一歲多的女兒。
這龐大且難以輕易傾訴的過往,「第一版《行走的樹》只是線性書寫,順著生命軌跡寫下來,觸及較多我和楊蔚的私人生活。」其中,還納括了朱西甯、林海音家,臨沂街阿肥(丘延亮)家,以及兩場60年代真情流露的藝文歡宴,幾乎是文壇小野史。2015年增訂版,添補六萬多字:除加入偶然尋獲的楊蔚遺稿,並新寫〈亡者與病者〉一章,為吳耀忠、陳述孔、陳映真出獄後的面容畫像。「第二版是橫面書寫,把我們這些人所處的時代橫向擴大。」無論是1949年國民黨所歷三大慘案:太平輪沉沒事件、澎湖七一三事件、古寧頭戰役;或是60年代文化界三大白色恐怖案:1960年秦松「倒蔣」事件、1963年林海音船長事件、1968年台灣民主聯盟案,「這些事因緣巧合地,跟我們發生了生命的銜接。」

「怎樣寫出更真實的真相」

因小說進入文壇、任職聯副、人間副刊編輯前,曾專業寫作十四年的季季坦言:「好些年我創作一直在停頓狀態,很沮喪,我不知道我要寫的小說到底還有什麼意義。」婚姻反噬的不僅是生活,幾乎是一切。因此,讀《行走的樹》常讓人忍不住流淚,一方面驚訝在那「
被扭曲的時代」,人情的溫厚與人性的荒暴,更難想像:做為經驗者與書寫者,要如何坦白這些暗夜往事,還能進行文類總動員;有記事散文體,有為他人作傳,也有類小說體,使整本書聲腔更為豐富好看。「動筆前,我會思考這一篇可能出現的場景,人物,對白。組合起來,適合用小說的筆法還是散文的筆法?先沉澱、想清楚了,才開始寫。」然而,「題材本身也有它的生命。」季季說,「原本構想是A,但題材會引導你走到B。你必須尊重這個變化。」她特別重視文章首尾,「開頭意象像導遊帶著一團人去公園,在入口的導覽。結尾就是離開公園後,歸納總結的意象。」她偏愛留白,留給讀者思考空間。
那麼,書寫自己難,還是書寫他人更難?「當然是別人。寫別人必須設身處地衡量:自己所寫,對當事人會不會產生什麼後遺症?」一向好記性的她,尤其在乎「怎樣寫出更真實的真相」。擔心記憶的矇騙,除了查證資料,也參考大量白色恐怖相關書籍。有些材料用進書中,有些故事則還斟酌保留──也許再過幾年,還會有更豐富的「第三版」出現。
「台灣民主聯盟案」可說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白色恐怖案。「這案子這麼重要,卻沒有人寫。能講得最清楚的應該是陳映真,但他沒有寫。」季季不無遺憾地說,「歷史最珍貴的,是未被書寫的部分。」儘管無法觸及核心,「這麼多年來大家都在耳語,真相是什麼沒有人知道。就連我寫的也還不是所有的真相。」抱著「總要有人寫」的決心,她潛入史料,「那個時代的傷痕,我要把它彌補得更完整。」
這份追求真相的毅力,還見諸於開放探親後,她竟自掏卅萬,陪前夫楊蔚返鄉,「第一,我同情他,他十六、七歲離家,一路從山東河北甘肅四川上海,飄泊到台灣,還去了綠島;被判感化三年卻坐了十年牢。第二,我是寫小說的,我要去見證他的謊言有多少真實。」新版收錄楊蔚遺作,用意也是讓讀者判斷:「他去世前兩個月寫的作品,那裡面應該有一些真相,只是那真相很微量──像鍋蓋剛掀開一點點,還不曉得在煮什麼,他就去世了。」
季季也特別提醒書中強調的「合法的虛構」、「非法的真實」,「檔案局的那些資料,如今很多人引用,但軍事法官寫的判書,很可能只是『合法的虛構』;『非法的真實』則是犯人被刑求出來的供詞。」
曾以為書寫的作用,便是「
向傷痕告別」,十年經過,季季領悟「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」,並且,「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。」一如此書的序章及後記引用張愛玲譯海明威的句子,「要緊的是你被毀滅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。」季季說,「那句話可以指涉所有人的生命。包括我自己。」


★《行走的樹》,季季著,印刻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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